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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资料(第二辑)
2013-10-12 20:42 艺术学院 

目录

  一、实践论

  二、矛盾论

  三、改造我们的学习

  四、反对党八股

五、整顿党的作风

 六、刘云山: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几点认识

    七、瞭望:共产党人不能丢掉防身治病的武器

    八、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实践论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毛泽东

(1937年7月)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1〕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2〕。

  然而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3〕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4〕”,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做,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者,“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为了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认识运动——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5〕。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6〕前后才开始的。

  我们再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的规律。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跤子的。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7〕。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8〕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9〕,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10〕

  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大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11〕。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促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注释

  〔1〕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新的译文是:“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2〕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9页)和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六节(《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3〕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

  〔4〕里手,湖南方言,内行的意思。

  〔5〕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致李达的信中说:“《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6〕五四运动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政府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一无理决定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这次运动迅速地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到六月三日以后,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一九一五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竖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7〕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要理解,就必须从经验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上升到一般。”(《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页)

  〔8〕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9〕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六节《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10〕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理论》。新的译文是:“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200页)

  〔11〕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五节,原文是:“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

矛盾论

毛泽东

(1937年8月)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这些问题是: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因此,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

  一、两种宇宙观

  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辨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列宁说:“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是:(一)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著)。列宁说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宇宙观。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于是,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这种思想,在欧洲,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著和互相影响著。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这是清楚的,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的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条件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帝国主义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变为帝国主义的日本,这些国家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方向去,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整个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气候也是变化著的,但以它们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相比较,则显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万年为单位而显现其变化的,后者则在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个月(在革命时期)内就显现其变化了。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著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到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著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著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上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后来,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又发展了这个伟大的理论。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

  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二、矛盾的普遍性

  为了叙述的便利起见,我在这里先说矛盾的普遍性,再说矛盾的特殊性。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创造者和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发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已经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在人类历史的分析和自然历史的分析的许多方面,应用在社会的变革和自然的变革(例如在苏联)的许多方面,获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功,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只需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应当著重地加以研究,并用足够的篇幅加以说明。为了这个缘故,当著我们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先来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再著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最后仍归到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著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列宁对于对立统一法则所下的定义,说它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这些意见是对的吗?是对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矛盾是简单的运动形式(例如机械性的运动)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

  恩格斯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如果简单的机械的移动本身包含著矛盾,那末,物质的更高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著矛盾。......生命首先就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但却又是别的什么。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同样,我们看到了,在思维的范围以内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并且我们看到了,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与此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们身上的实际的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人类世代的无穷的----至少对于我们,实际上是无穷的----连续系列之中,是在无穷的前进运动之中解决的。

  “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

  “就是初等数学,也充满著矛盾。......”

  列宁也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

  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著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由此看来,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著,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这一点已经弄清楚了。但是每一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具有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呢?

  从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文章中看出,德波林学派有这样一种见解,他们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那末,在那一时间以前,过程发展的原因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这样,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去了。拿这种见解去分析具体的问题,他们就看见在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见。在分析法国革命时,他们就认为在革命前,工农资产阶级合组的第三等级中,也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德波林学派这类见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著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劳资之间,从两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还没有激化而已。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而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巩固的联盟,并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解决这个矛盾。这是矛盾的差别性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这是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著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最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又向我们表明了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各个部分总和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增长与运动两者)。”

  列宁说了上面的话之后,接著说道:“这应该是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三、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来说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

  这个问题,应从几种情形中去研究。

  首先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它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著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自然界存在著许多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发声、发光、发热、电流、化分、化合等等都是。所有这些物质的运动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质上互相区别的。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著,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著。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机械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和阳电,化学中的化分和化合,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的互相斗争,军事学中的攻击和防御,哲学中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观和辩证法观等等,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著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著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于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著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我们作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著许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个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著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

  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这一点,我在《实践论》一文中已经说过了。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去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孙子论军事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我们应该记得他的话。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其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性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例如,自由竞争年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著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正确地说明了这些矛盾,并正确地作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拿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阶段。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和在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区别为两个很大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质,过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在这长时间中,经过了辛亥革命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破裂和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新的军阀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抗日战争等等大事变,二十多年间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包含著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战争和日本侵入东北四省),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了(例如北洋军阀的被消灭,我们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发生了(例如新军阀之间的斗争,南方各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例如国共两党。国民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因为它实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援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气的,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变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又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转变。这就是国民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它又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它也犯过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军队和根据地都受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以后,它又纠正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的统一战线,这个伟大的斗争现在正在发展。在这个阶段上,共产党是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的考验、有了丰富的经验的党。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也有种种的原因。不研究这些特点,就不能了解两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的相互关系:统一战线的建立,统一战线的破裂,再一个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要研究两党的种种特点,更根本的就必须研究这两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对立。例如,国民党在它第一次联合共产党的时期,一方面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在口头上虽然允许给与劳动人民以许多的利益,但在实际上则只给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简直什么也不给。在它进行反共战争的时期,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作反对人民大众,一笔勾销了人民大众原来在革命中争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现在抗日时期,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它一面要联合共产党,同时它对共产党和国内人民并不放松其斗争和压迫。共产党则无论在哪一时期,均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在现在的抗日时期,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它对国民党和国内封建势力,也就采取了缓和的政策。由于这些情况,所以或者造成了两党的合作,或者造成两党的斗争,而且即使在两党联合的时期也有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这些矛盾方面的特点,我们就不但不能了解这两个党各各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能了解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此看来,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殊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都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住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这种具体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首先给了我们以很好的模范。

  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个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为普遍性。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乃是一般阶级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东西,对于一般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来,这是矛盾的特殊性。然而,当著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破出来之后,同时也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阶级社会中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普遍性阐述出来了。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著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斯大林在他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说明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的时候,他分析了列宁主义所由产生的国际环境,分析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已经发展到极点的资本主义的诸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使无产阶级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并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良好条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为什么俄国成为列宁主义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以及俄国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国际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原因。这样,斯大林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了俄国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而在这种特殊性中间就包含著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联系。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法。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它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四、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著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著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例如,残存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自由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矛盾,都为这个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

  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著复杂的情况。

  当著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零零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

  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则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当著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用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都有这种情形。还有半殖民地国家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内战,例如在中国的军阀战争,也属于这一类。

  当著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往往采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图维持其统治;或者分化革命阵线内的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这时,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个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十月革命后各资本主义国家援助俄国反动派,是武装干涉的例子。一九二七年的蒋介石的叛变,是分化革命阵线的例子。

  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在起著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著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结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著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著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著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著,事物的性质也就随著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则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我们常常说“新陈代谢”这句话。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著起变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社会已从旧的封建主义社会时代的附庸地位,转化成了取得支配地位的力量,社会的性质也就由封建主义的变为资本主义的。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封建势力则由原来处在支配地位的力量转化为附庸的力量,随著也就逐步地归于消灭了,例如英法诸国就是如此。随著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由新的起进步作用的阶级,转化为旧的起反动作用的阶级,以至于最后被无产阶级所推翻,而转化为私有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和失去权力的阶级,这个阶级也就要逐步归于消灭了。人数比资产阶级多得多、并和资产阶级同时生长、但被资产阶级统治著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的力量,它由初期的附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逐步地壮大起来,成为独立的和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阶级,以至最后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这时,社会的性质,就由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化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是苏联已经走过和一切其他国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

  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还包含著国内旧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之间的情况的变化。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这个阶级也就会要逐步归于消灭。人民则将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这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旧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的社会。

  这种互相转化的事情,过去已有经验。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国,曾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打倒;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则曾经一度取得了胜利。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的南方革命势力,曾经由弱小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而称雄一时的北洋军阀则被打倒了。一九二七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受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变得很小了;但因肃清了自己内部的机会主义,就又逐步地壮大起来。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农民由被统治者转化为统治者,地主则作了相反的转化。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

  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情形,中国红军在长征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现在的中日战争,中国又处在困难地位,但是我们能够改变这种情况,使中日双方的情况发生根本的变化。在相反的情形之下,顺利也能转化为困难,如果是革命党人犯了错误的话。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胜利,变为失败了。一九二七年以后在南方各省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至一九三四年都失败了。

  研究学问的时候,由不知到知的矛盾也是如此。当著我们刚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或知之不多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之间,互相矛盾著。然而由于努力学习,可以由无知转化为有知,由知之不多转化为知之甚多,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盲目性改变为能够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

  有些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著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著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著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著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著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同时,这种具体的矛盾状况,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研究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五、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之后,我们必须进而研究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

  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著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著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著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就是所谓同一性。

  列宁说:“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中矛盾著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程里和人们的思想里,都包含著这样带矛盾性的方面,无一例外。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种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这样地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推使它们发生运动。

  如此说来,只是极不同一,极不统一,怎样又说是同一或统一呢?

  原来矛盾著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著的事物或人们心目中矛盾著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就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著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著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著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列宁所谓辩证法研究“对立又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就是说的这种情形。怎样能够呢?因为互为存在的条件。这是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

  然而单说了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双方之间有同一性,因而能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样就够了吗?还不够。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著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著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著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著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

  为什么这里也有同一性呢?你们看,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苏联已经是这样做了,全世界也将这样做。试问其间没有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联系和同一性,如何能够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曾在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定阶段上起过某种积极作用的国民党,因为它的固有的阶级性和帝国主义的引诱(这些就是条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转化为反革命,又由于中日矛盾的尖锐化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些就是条件),而被迫著赞成抗日。矛盾著的东西这一个变到那一个,其间包含了一定的同一性。

  我们实行过的土地革命,已经是并且还将是这样的过程,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转化为失掉土地的阶级,而曾经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却转化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有无、得失之间,因一定条件而互相联结,二者具有同一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之下,农民的私有制又将转化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公有制,苏联已经这样做了,全世界将来也会这样做。私产和公产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转化、互相渗透。

  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著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著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进行革命战争,正是准备著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这许多相反的东西,同时却是相成的东西。

  大家知道,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战争转化为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化为战后的和平,中国的内战现在也停止了,出现了国内的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例如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合作转化为战争,现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转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阶级斗争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著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著同一性。

  一切矛盾著的东西,互相联系著,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列宁所谓“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谓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著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因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他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之反映。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为什么鸡蛋能够转化为鸡子,而石头就不能转化为鸡子呢?为什么战争与和平有同一性,而战争与石头却没有同一性呢?为什么人能生人不能生出其他的东西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

  为什么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地联系著,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直接地联系著社会主义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终于失败了呢?为什么蒙古和中亚细亚的游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会主义联系了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同一性的问题如此。那末,什么是斗争性呢?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列宁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时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

  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著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著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上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著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事物总不断地是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前面我们曾经说,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是说的条件性,即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里我们又说,矛盾的斗争贯穿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著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在同一性中存在著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著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著共性。拿列宁的话来说,叫做“在相对的东西里有著绝对的东西”。

  六、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在矛盾的斗争性的问题中,包含著对抗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回答说: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著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著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著,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阶级社会中,由和平向战争的转化,也是如此。

  炸弹在未爆炸的时候,是矛盾物因一定条件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的时候。待至新的条件(发火)出现,才发生了爆炸。自然界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旧矛盾产生新事物的现象,都有与此相仿佛的情形。

  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揭露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等等欺骗的宣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使人民懂得,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和苏联的胜利,都证明了这个科学的真理。

  但是我们必须具体地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不应当将上面所说的公式不适当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

  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说,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著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有过这样的情形。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目前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著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在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里面,这种对抗的矛盾就变为非对抗的矛盾,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

  列宁说:“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著。”这就是说,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处套用这个公式。

  七、结论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总起来说几句。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著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著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他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他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他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著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和非主要的区别;当著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就是我们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的结论。

改造我们的学习

毛泽东

(1941年5月19日)

  注: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

  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一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二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1〕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2〕,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当然,上面我所说的是我们党里的极坏的典型,不是说普遍如此。但是确实存在着这种典型,而且为数相当地多,为害相当地大,不可等闲视之的。

  三

  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3〕。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4〕。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

  依据上述意见,我有下列提议:

  (一)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例如关于宣传工作,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传状况,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二)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三)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注释

  〔1〕富县在延安南面约八十公里。

  〔2〕边币是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法币是一九三五年以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四大银行(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支持所发行的纸币。毛泽东在本文中所说的,是指当时边币和法币之间所发生的兑换比价变化问题。

  〔3〕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在这篇跋中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4〕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九部分《工作作风》(《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2—275页)。

 

反对党八股

毛泽东

(1942年2月8日)

  注:本文是毛泽东于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

  刚才凯丰〔1〕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2〕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3〕,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4〕。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

  党八股在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一个长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有时竟闹得很严重。

  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五四运动还有和这相联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绩;这个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也是它的大功绩之一。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这样看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样看来,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东西。我们懂得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至于我们党内一部分(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响,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许多人中间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要做对于这些东西的肃清工作和打扫工作,是不容易的。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现在来分析一下党八股的坏处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5〕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状吧。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6〕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7〕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从前我们那些同志之所以向这些同志也大讲其“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没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写成了“—ㄣ—”字。人字呢?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写成了“[人彡]”字。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吗?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8〕。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难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现在我们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现在中党八股毒太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因此,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比如军事指挥员,他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不是宣传是什么?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只要他不是哑巴,他就总有几句话要讲的。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

  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你们去看一看中药铺,那里的药柜子上有许多抽屉格子,每个格子上面贴着药名,当归、熟地、大黄、芒硝,应有尽有。这个方法,也被我们的同志学到了。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我不是说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说那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不对。现在许多同志津津有味于这个开中药铺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因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

  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上面所说的那些,一方面是由于幼稚而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责任心不足而来的。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像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拿不出来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须知这是要去影响别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啊!一个人偶然一天两天不洗脸,固然也不好,洗后脸上还留着一个两个黑点,固然也不雅观,但倒并没有什么大危险。写文章做演说就不同了,这是专为影响人的,我们的同志反而随随便便,这就叫做轻重倒置。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

  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这两条意义自明,无须多说。这就是说,党八股如不改革,如果听其发展下去,其结果之严重,可以闹到很坏的地步。党八股里面藏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毒物,这个毒物传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国的。

  上面这八条,就是我们申讨党八股的檄文。

  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不但文章里演说里有党八股,开会也有的。“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党八股吗?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则常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像对人不起。总之,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这种现象,不是也应该加以改革吗?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例如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

  今天会场上散发了一个题名《宣传指南》的小册子,里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劝同志们多看几遍。

  第一篇,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上摘下来的,讲的是列宁怎样做宣传。其中讲到列宁写传单的情形:“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开始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当某一个工厂里爆发罢工时,‘斗争协会’因为经过自己小组中的参加者而很熟悉各企业中的情形,立刻就印发传单、印发社会主义的宣言来响应。在这些传单里,揭露出厂主虐待工人的事实,说明工人应如何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载明工人群众的要求。这些传单把资本主义机体上的痈疽,工人的穷困生活,工人每日由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的过度沉重的劳动,工人之毫无权利等等真情实况,都揭露无余。同时,在这些传单里,又提出了相当的政治要求。”

  是“很熟悉”啊!是“揭露无余”啊!

  “一八九四年末,列宁在工人巴布石金参加下,写了第一个这样的鼓动传单和告彼得堡城塞棉尼可夫工厂罢工工人书。”

  写一个传单要和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列宁就是根据这样的调查和研究来写文章做工作的。

  “每一个这样的传单,都大大提高了工人们的精神。工人们看见了,社会主义者是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9〕

  我们是赞成列宁的吗?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

  第二篇,是从季米特洛夫〔10〕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中摘下来的。季米特洛夫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

  “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末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我们远不是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我们还没有能够抛弃背得烂熟的抽象的公式。事实上,你们只要瞧一瞧我们的传单、报纸、决议和提纲,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常常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写得这样地艰深,甚至于我们党的干部都难于懂得,更用不着说普通工人了。”

  怎么样?这不是把我们的毛病讲得一针见血吗?不错,党八股中国有,外国也有,可见是通病。(笑)但是我们总得照着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们自己的毛病赶快治好才行。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切实领会下面这条起码的规则,把它当作定律,当作布尔什维克的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11〕

  这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治病的药方,是必须遵守的。这是“规则”啊!

  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12〕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说些什么呢?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我现在抽出几条来说一说。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写吗?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孔夫子提倡“再思”〔13〕,韩愈也说“行成于思”〔14〕,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九三八年开的,我们那时曾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15〕

  这里叫洋八股废止,有些同志却实际上还在提倡。这里叫空洞抽象的调头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这里叫教条主义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总之,有许多人把六中全会通过的报告当做耳边风,好像是故意和它作对似的。

  中央现在做了决定,一定要把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类,彻底抛弃,所以我来讲了许多。希望同志们把我所讲的加以考虑,加以分析,同时也分析各人自己的情况。每个人应该把自己好好地想一想,并且把自己想清楚了的东西,跟知心的朋友们商量一下,跟周围的同志们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

  注释

  〔1〕凯丰(一九○六——一九五五),又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2〕见本卷《整顿党的作风》注〔1〕。

  〔3〕 “将一军”是中国象棋中的术语。中国象棋采取两军对战的形式,而以一方攻入对方堡垒捉住“将军”(主帅)作为赢棋。凡是一方走了一着棋,使对方的将军有立即被捉的危险时,就叫做向对方“将军”。

  〔4〕反对新旧八股是鲁迅作品里一贯的精神。鲁迅曾在《伪自由书·透底》一文中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什么代圣贤立言,什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洋八股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些浅薄的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东西,并经过他们的传播,长时期地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鲁迅在《透底》附录“回祝秀侠信”中批判这种洋八股说:“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106页)

  〔5〕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52〕。

  〔6〕 《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在延安创刊,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终刊。

  〔7〕这是鲁迅《南腔北调集》中一篇文章的篇名,一九三二年作。(《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1页)

  〔8〕解放以前,上海人称城市中无正当职业而以乞讨为生的游民为瘪三,他们通常是极瘦的。

  〔9〕以上三段引文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一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19页)。

  〔10〕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亚人。一九二一年任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理事,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回国后,任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

  〔11〕以上三段引文见季米特洛夫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为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斗争》的序言和第六部分《仅仅只有正确的路线还是不够的》。

  〔12〕 《北斗》杂志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间出版的文艺月刊。《答北斗杂志社问》载鲁迅《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365页)

  〔13〕参见《论语·公冶长》。

  〔14〕韩愈(七六八——八二四),中国唐代著名的大作家。他在《进学解》一文中说:“行成于思,毁于随。”意思是:作事成功由于思考,失败由于不思考。

  〔15〕以上两段引文见《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本书第2卷第534页)。

整顿党的作风

毛泽东

(1942年2月1日)

  注: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

  党校今天开学,我庆祝这个学校的成功。

  今天我想讲一点关于我们的党的作风的问题。

  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

  现在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呢?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党有几十万党员,他们在领导人民,向着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是大家看见的,是不能怀疑的。

  那末,究竟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呢?我讲,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

  什么问题呢?就是有几样东西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还显得不大正确,不大正派。

  这就是说,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1〕的毛病。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一种风,是不好的。我们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我们党校也要做这个工作。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有它们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说明之必要。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现在我来讲一讲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我们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现在有些糊涂观念,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着,例如关于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理论和实际联系等等问题的糊涂观念。

  我们首先要问,我们党的理论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呢?近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否就可以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已经是提得很高了呢?确实,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像在中国经济问题方面,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高了呢?能不能说我党已经有了像样的经济理论家呢?实在不能说。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论家呢?不能这样说。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作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

  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2〕,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现在我们的党校也要定这个规矩,看一个学生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怎样看中国问题,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会看的,有不会看的,这样来分优劣,分好坏。

  其次讲一讲所谓“知识分子”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党中央在两年多以前作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定〔3〕,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日的,一概采取欢迎态度。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于是有人说:“哈!你弄颠倒了,乱说一顿。”(笑声)但是,同志,你别着急,我讲的多少有点道理。

  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

  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我这样说,难免有些人要发脾气。他们说:“照你这样解释,那末,马克思也算不得知识分子了。”我说:不对。马克思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理论创造。他从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商品开始,周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商品这个东西,千百万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视无睹。只有马克思科学地研究了它,他从商品的实际发展中作了巨大的研究工作,从普遍的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学的理论来。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样,马克思就成了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他和那些仅有书本知识的人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我们党内需要许多同志学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党内现在有大批的同志,可以学习从事于这样的理论研究工作,他们大都是聪明有为的人,我们要看重他们。但是他们的方针要对,过去犯过的错误他们不应重复。他们必须抛弃教条主义,必须不停止在现成书本的字句上。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斯大林曾经说过,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4〕。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对于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另一方面,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误用了他们的经验,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错,这样的人往往经验很多,这是很可宝贵的;但是如果他们就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那也很危险。他们须知自己的知识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就是说,缺乏理论,他们的知识也是比较地不完全,而要把革命事业做好,没有比较完全的知识是不行的。

  这样看来,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

  但是,我们的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5〕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何况现在不是学的孔夫子,学的是新鲜的国语、历史、地理和自然常识,这些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我们党中央现在着重要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学习理论的可能。

  由此看来,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

  所以,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

  但是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书本知识的干部,愿意和有经验的干部相结合,愿意从事实际事物的研究,可以产生许多理论和经验结合的良好的工作者,可以产生一些真正的理论家。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经验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使他们的经验上升成为理论,而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

  除了对于“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存在着糊涂观念而外,还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论和实际联系”,在许多同志中间也是一个糊涂观念。他们天天讲“联系”,实际上却是讲“隔离”,因为他们并不去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我们反对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必须攻破教条主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关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全党的学风的问题,今天讲的就是这些。

  现在我来讲一讲宗派主义的问题。

  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

  什么是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呢?主要的有下面几种:

  首先就是闹独立性。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张国焘〔6〕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现在讲的,虽然不是这种极端严重的宗派主义,但是这种现象必须预防,必须将各种不统一的现象完全除去。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

  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有一种人的手特别长,很会替自己个人打算,至于别人的利益和全党的利益,那是不大关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我想,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什么人是老实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什么人是不老实的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闹独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实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我们党校的学生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

  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因为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必须加以很好的注意。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否则是不可能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我们到山西、河北、山东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但如此,即在一个根据地内部,因为根据地内的各个区域有发展先后之不同,干部中也有外来本地之别。比较先进区域的干部到比较落后的区域去,对于当地,也是一种外来干部,也要十分注意扶助本地干部的问题。就一般情形说来,凡属外来干部负领导责任的地方,如果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末,这个责任主要地应该放在外来干部的身上。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同志,其责任就更大些。现在各地对这个问题的注意还很不够,有些人轻视本地干部,讥笑本地干部,他们说:“本地人懂得什么,土包子!”这种人完全不懂得本地干部的重要性,他们既不了解本地干部的长处,也不了解自己的短处,采取了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态度。一切外来干部一定要爱护本地干部,经常帮助他们,而不许可讥笑他们,打击他们。自然,本地干部也必须学习外来干部的长处,必须去掉那些不适当的狭隘的观点,以求和外来干部完全不分彼此,打成一片,而避免宗派主义倾向。

  军队工作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的关系也是如此。两者必须完全团结一致,必须反对宗派主义的倾向。军队干部必须帮助地方干部,地方干部也必须帮助军队干部。如有纠纷,应该双方互相原谅,而各对自己作正确的自我批评。在军队干部事实上居于领导地位的地方,在一般的情形之下,如果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弄不好,那末,主要的责任应该放在军队干部的身上。必须使军队干部首先懂得自己的责任,以谦虚的态度对待地方干部,才能使根据地的战争工作和建设工作得到顺利进行的条件。

  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必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的倾向,谁要是对别人的困难不管,别人要调他所属的干部不给,或以坏的送人,“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不顾大局,对别部、别地、别人漠不关心,就是这种本位主义者的特点。对于这样的人,必须加重教育,使他们懂得这就是叫种宗派主义的倾向,如果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问题。抗战以来,我党有广大的发展,大批新干部产生了,这是很好的现象。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老干部通常总是不多,比所需要的数量少,而且由于宇宙自然法则的关系,他们已部分地开始衰老死亡下去。”〔7〕他在这里讲了干部状况,又讲了自然科学。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所以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不错,新干部是有缺点的,他们参加革命还不久,还缺乏经验,他们中的有些人还不免带来旧社会不良思想的尾巴,这就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残余。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从教育中从革命锻炼中逐渐地去掉的。他们的长处,正如斯大林说过的,是对于新鲜事物有锐敏的感觉,因而有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而在这一点上,有些老干部则正是缺乏的〔8〕。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而防止宗派主义的倾向。在老干部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末,老干部就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以上所讲的局部和全体的关系,个人和党的关系,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军队和军队、地方和地方、这一工作部门和那一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都是党内的相互关系。在这种种方面,都应该提高共产主义精神,防止宗派主义倾向,使我们的党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以利战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整顿党的作风,必须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我们如果不要主观主义,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

  宗派主义的残余,在党内关系上是应该消灭的,在党外关系上也是应该消灭的。其理由就是:单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上,二十年来做了艰苦的伟大的工作;抗战以来,这个工作的成绩更加伟大。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同志对待人民群众都有了正确的作风,都没有了宗派主义的倾向。不是的。在一部分同志中,确实还有宗派主义的倾向,有些人并且很严重。我们的许多同志,喜欢对党外人员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藐视人家,而不愿尊重人家,不愿了解人家的长处。这就是宗派主义的倾向。这些同志,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之后,不是更谦虚,而是更骄傲了,总是说人家不行,而不知自己实在是一知半解。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假定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就有四百五十万共产党员。即使达到这样大的数目,共产党员也还是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党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和非党人员合作呢?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一部分党员却不懂得这个道理,看不起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人,甚至排斥他们。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给了我们这样的根据吗?没有。相反地,他们总是谆谆告诫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了我们这个根据吗?没有。中央的一切决议案中,没有一个决议说是我们可以脱离群众使自己孤立起来。相反地,中央总是叫我们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所以,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的根据,只是我们一部分同志自己造出来的宗派主义思想在那里作怪。因为这种宗派主义在一部分同志中还很严重,还在障碍党的路线的实行,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在党内进行广大的教育。首先要使我们的干部真正懂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使他们懂得共产党员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联合,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

  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

  关于党八股的问题,今天不能讲了,准备在另外一个会议上来讨论。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

  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许多同志,他们并不注重宣传唯物主义,也不注重宣传辩证法。有些同志听凭别人宣传主观主义,也安之若素。这些同志自以为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却不努力宣传唯物主义,听了或看了主观主义的东西也不想一想,也不发议论。这种态度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这使得我们许多同志蒙受了主观主义思想的毒害,发生麻木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号召同志们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这些东西好像日货,因为只有我们的敌人愿意我们保存这些坏东西,使我们继续受蒙蔽,所以我们应该提倡抵制,就像抵制日货〔9〕一样。一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货色,我们都要抵制,使它们在市场上销售困难,不要让它们利用党内理论水平低,出卖自己那一套。为此目的,就要同志们提高嗅觉,就要同志们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最后,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趁着今天党校开学的机会,我讲了这许多话,希望同志们加以考虑(热烈的鼓掌)。

  注释

  〔1〕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它内容空洞,专讲形式,玩弄文字。这种文章的每一个段落都要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义。党八股是指在革命队伍中某些人在写文章、发表演说或者做其他宣传工作的时候,对事物不加分析,只是搬用一些革命的名词和术语,言之无物,空话连篇,也和上述的八股文一样。

  〔2〕指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个决定要求全党采取具体措施,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的材料,加强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并将这种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工作,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密切联系起来。

  〔3〕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即《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4〕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实践论》注[10]。

  〔5〕这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语录《论语》的开头一句话。

  〔6〕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4]。

  〔7〕这段话的新译文是:“老干部总是少数,不能满足需要,而且由于自然界的天然规律,他们已经部分地开始丧失工作能力。”(《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0页)

  〔8〕参见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第三部分第二节(《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0页)。

〔9〕抵制日货是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所常常采取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斗争方法。例如,在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时期,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民都曾经进行过抵制日货的运动。

刘云山: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几点认识

2013年9月23日来源:学习时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明确提出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利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突出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实意义在哪里,怎样才能开展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借此机会,我讲几点认识,供同志们参考。 

  一、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从来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公开承认、修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也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存在的不足。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培育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一道成为党必须始终坚持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已成为我们党最深厚的优良传统,成为我们党最具活力的“生命要素”。 

  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就是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发展壮大的。从诞生之日起,我们党就自觉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总是敢于拿起这一武器,排除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凝聚起强大的奋进力量。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八七会议”在批评党内右倾错误基础上,开始探索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后来才出现了“红旗漫卷西风”的革命高潮。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左”的倾向、对红军内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批评。长征路上,遵义会议通过严肃的思想斗争,扭转“左”的错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延安整风更是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的成功典范,通过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消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良作风的影响。党的七大明确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确立为党内生活的一个基本方法,确立为党员干部必须遵循的一个行为准则。通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全党思想上高度一致,组织上空前团结,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为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继续坚持和发扬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五十年代初的整风、整党,以及后来的“七千人大会”等,都比较好地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解决了当时党内思想、作风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果断拨乱反正,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恢复了包括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内的优良作风,实现了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从而开启了党的事业发展的新征程。八十年代的整党和后来的“三讲”教育、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都贯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要求,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统一全党思想,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了强大活力。 

  九十多年党的建设实践充分表明,什么时候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弘扬得好,党内就风清气正,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就强,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反之,什么时候丢掉或者歪曲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缺点错误就难以得到纠正,党的事业就会受损失、就会走弯路。可以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不断改造自己、提升自己的有力武器,是坚强党的组织、推进事业发展的有力武器。无论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面临的环境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优良传统决不能忘,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科学态度决不能变,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决心和勇气决不能丢。 

  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建设的重要法宝 

  什么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简而言之,就是党组织、党员个人对党内同志,党员个人对党组织的缺点错误及时指出、深入剖析,在原则问题上进行积极的健康的思想斗争。毛泽东同志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有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我们就能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为了“防范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袭”,及时发现和纠正自身存在的缺点,促进党的组织健康发展和党员干部健康成长,可以说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法宝。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法宝。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可能不犯错误,关键是过而能改,及时发现错误、勇于纠正错误。如果犯了错误自己浑然不觉,又不允许别人指出,就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党之所以伟大,并不是从来不犯错误,而在于我们党具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觉,具有自我纠错的能力。我们党始终追求真理,正确的就坚持,错误的就改正。党越是积极健康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越能坚持真理,从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继而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发扬党内民主、增进党的团结的法宝。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营造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民主讨论的政治氛围、民主监督的制度环境,离不开积极健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我们党内,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让不同的意见相互碰撞、相互交锋,有利于从原则上分清是非、从思想深处形成共识,从而形成同心同德推进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那种放弃批评和自我批评,无论“一言堂”“家长制”,还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都不是真正的民主,也不是真正的团结,而是缺乏党性原则的表现,最终只会让我们消解奋进的锐气、丧失创新的勇气。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践行党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的法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为了人民根本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正是我们党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谛所在。只有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才能更好地根据群众的期盼来制定方针政策,也才能更好地接受群众监督、明察为政得失,对照群众意见来改进各项工作。有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对党员干部群众立场、群众感情的重要检验。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执行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形象的法宝。党的纪律攸关党的作风、党的形象。遵守党的纪律,既靠党员个人的思想自觉,也离不开党组织、党内同志、人民群众的监督提醒。祸患生于幽微,防范当于未然。在执行党规党纪方面,当一个党员干部出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时,如果有人“拉拉袖”、提个醒,就有可能将这些问题制止在萌芽状态;在问题比较严重时,如果有人大喝一声、猛击一掌,就有可能起到猛然警醒、悬崖勒马的作用。事实一再告诉我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维护党纪党规的有力保障,而放弃批评和自我批评,只会使党的纪律松弛涣散,使党的形象受到损害。 

  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总体上看,我们党是坚强有力的,党员队伍状况是好的,但与新的形势任务和要求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还十分突出,党面临的“四大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四种危险”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更加繁重。贯彻落实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弘扬起来,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 

  开展正常的、健康的党内生活,需要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应当肯定,现在党内生活总体上看是正常的、健康的,但也存在党内生活庸俗化、同志关系功利化等问题。有的不愿批评、不敢批评,当“老好人”;有的奉行“明哲保身、不得罪人”的处世哲学,只栽花、不栽刺;有的在重大是非面前不开口、遇到矛盾问题绕道走,等等。如果长期发展下去,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利器”就会有被丢掉的危险,“利器”变成“钝器”,刀枪入库、锈迹斑斑,不良倾向就会在党内滋长蔓延。党的组织是一个大熔炉,党员应当能经常得到党组织的教育引导,得到党内同志的批评帮助,接受思想洗礼、祛除作风污垢。要保持正常的、健康的党内生活,就必须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抵制好人主义,克服庸俗之风。 

  从严管理党员干部队伍,需要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从严治党重要的是从严治吏。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对党员干部的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上,而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从严要求的题中应有之义。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反映在对党员干部管理上,明明看到了问题却不及时指出,已经发现错误的苗头却不给予批评,有的甚至还包着、护着。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好干部”的五条标准时,特别强调“敢于担当”。敢于担当就要坚持原则、敢于批评,敢于同不良现象作斗争。要消除党内不良作风,除了对少数违纪违法的人绳之以法外,对大多数党员干部来说,主要还是靠经常性的有力批评和有效监督,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及时制止。这样,才能防微杜渐,避免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这也是对党员干部的积极帮助、真诚爱护。 

  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需要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党是一个大党,拥有8500多万党员、4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靠什么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就是要靠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步调。只有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纠正党组织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想认识和不良行为倾向,才能保证全党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团结一致。现实当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问题依然存在,口头上讲一套、实际上另一套、阳奉阴违也不是个别的现象。这迫切需要我们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推动全党更加坚定自觉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使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有一个大的提高。 

  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一些地方难以开展,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从历史看,主要是在过去一些政治运动中批评过了头、过了火,搞成了大批判、大批斗,伤害了许多同志,让人们心有余悸。从现实看,主要是一些同志为人情所困、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惑,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勇气。应当说,现在全党同志越来越认识到弘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到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极大危害性,大家都普遍地、热切地期盼着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优良传统发扬光大起来。要顺应全党同志的期待,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加强思想引导、给予有力推动,在党内切实恢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利器”本色,为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增添新的活力。 

  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无私的勇气、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对错误思想的匡正、对错误做法的纠正,涉及批评者、被批评者、自我批评者等方方面面。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起来,勇气是前提,态度方法也很重要。有了勇气,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开展得起来;态度正确、方法科学,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坚持出于公心、树立无私无畏的勇气。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揭伤疤、戳痛处,没有一点勇气是办不到的。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要自己抱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对党负责的精神,才会襟怀坦白,才会有‘脱裤子’的精神,也才会把思想作风整好。”从现实来看,批评和自我批评之所以难,难就难在有顾虑、有担心,自我批评怕丢面子,批评上级怕穿小鞋,批评同级怕伤和气,批评下级怕丢选票,实际是私心杂念在作怪。心底无私天地宽。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树立敢于坚持原则的勇气,保持一心为公的情怀。对自己、对他人的缺点和错误,该反省的要反省,该批评的要批评,该得罪人时要敢于得罪人,同时要胸怀坦荡,听得进不同意见,容得下尖锐批评。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坚持实事求是、使批评经得起检验。实事求是最有说服力。批评别人也好,自我批评也好,只有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才能让人心悦诚服。毛泽东同志讲,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说话要有证据,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往往酿成无原则纠纷,破坏党内的正常生活。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要坚持用事实说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什么问题就讲什么问题,不夸大也不缩小,不纠缠细枝末节也不放过原则问题,不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更不能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要克服主观因素的影响,摘掉有色眼镜,摒弃成见偏见,防止从个人恩怨、利害得失、远近亲疏出发看人待事,确保批评符合客观实际。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坚持与人为善、真心诚意地帮助同志共同提高。党内批评应该是严肃的、认真的,同时又应该是诚恳的、与人为善的。只有坚持这样的态度,才能开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才有利于团结同志。所以,还是要始终坚持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以诚待人,诚心诚意地沟通思想,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把关心、关怀、关爱送给同志,让人脸上火辣辣、心里热乎乎,就能够赢得被批评者的理解和信任。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批评的方法,把公开批评与个别提醒结合起来,把摆事实与讲道理结合起来,既严格要求又不求全责备,既指出问题又提出改正建议,真正达到帮助同志、增进团结、促进工作的效果。 

  五、坚持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形成有利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浓厚空气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优良传统,要真正在新的形势下不断光大起来,在全党广泛深入持久地弘扬起来,必须坚持领导带头,创造良好的党内环境和社会氛围,形成有利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浓厚空气。 

  坚持党员领导干部作表率,一把手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党员领导干部是党的工作的组织者、推动者,又是党性党风的示范者、引领者。在党内生活中,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走在前面,普通党员干部就能紧紧跟上。特别是一把手敢不敢、愿不愿、能不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班子成员和党员干部更有着重要的影响带动作用。现在,确实有些领导干部作风霸道,听不得不同意见,“老虎屁股摸不得”。因此,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能不能弘扬起来,关键在领导干部、在一把手。这就需要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以高度的党性觉悟和担当精神,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对不良现象进行批评,同时勇于自我批评,坦诚接受别人批评甚至尖锐的批评。事实表明,领导干部越是愿意接受批评,人们才敢于批评;领导干部越是坦荡就越能赢得理解,越是能担当就越会有威信。 

  充分发扬民主,鼓励不同意见平等交流。党章明确规定,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内同志的监督,不允许有任何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接受监督的特殊党员。从现实来看,凡是党员权利落实得比较充分、民主空气比较浓厚的地方,批评和自我批评往往开展得好,反之就很难开展起来。要认真贯彻党章规定,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贯彻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允许不同意见碰撞和争论。特别是在重要问题和重大决策上,要让党员充分发表意见,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认真落实和完善相关制度,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供有力保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既需要思想觉悟,也需要制度保障。应当说,在严肃党内生活包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我们有不少制度性规定,比如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党员党性定期分析制度、党员谈心谈话制度,比如党务公开制度、党内情况通报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等等。这些都为党员干部了解党内事务、发表意见、开展批评提供了制度保证,关键是要执行好、落实好。同时要结合新情况,完善有利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办法。要充分发挥选人用人的导向作用,对那些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的党员干部,要支持鼓励、为他们喝彩;对那些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的,要予以严肃处理。 

  六、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切实贯穿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中 

  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一开始,中央就明确提出要体现整风精神,整风精神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强调要认真整治“四风”问题,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说到底还是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利器。可以说,这次教育实践活动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能否取得人民群众满意的效果,重要的是在于能否体现整风精神,运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一定要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好好下一番功夫,真正让党员干部受到教育、受到警醒,真正能够解决一些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确保教育实践活动不虚、不空、不偏、不走过场。 

  要贯彻好“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这4句话、12个字的总要求,是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方向性的要求,也是方法论的要求,还是以什么样的作风、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搞好活动的要求,当然突出体现了开展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要求。照镜子就是要以党章为镜,对照党的纪律、群众期盼、先进典型,找到差距、找到不足。如果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化了妆再照镜子,就看不到问题,看不到真实的自己。正衣冠就是要在照镜子的基础上,敢于触及思想灵魂,敢于直面矛盾问题,收到防微杜渐的效果。如果离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衣冠就可能正不到位,也难以触及到实质性的问题。洗洗澡就是要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自己清洗就是自我批评,提醒别人就是开展批评。如果不是真洗澡,而是以擦把脸代替洗澡,放弃批评和自我批评,就达不到红红脸、出出汗、排排毒的效果。治治病就是要寻诊问医、对症下药,对存在问题的要提醒帮助,对问题严重的要严肃查处。如果讳疾忌医,丢掉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去不掉病根儿,达不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要坚持开门搞活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理所当然要听群众的意见,坚持开门搞活动,敞开大门听意见。这是贯彻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求的具体体现。如果是闭门搞活动,就听不到实质性的批评意见。开门听意见应当是真开门,不能是假开门,开个门缝、半开半掩也不行,必须增强透明度,使整个活动处于群众监督之下,欢迎群众品头论足。这就需要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有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胸襟,有开门纳谏、从善如流的态度。有了诚恳的态度,还要畅通渠道方便群众提意见,把面对面与背靠背结合起来,让群众有直接提意见的机会,也有间接提意见的渠道。要把敞开大门听取群众意见,贯穿教育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听取意见够不够、准不准要向群众公示,查摆问题透不透、深不深要向群众反馈,整改措施实不实、管用不管用要接受群众评判。   要坚持把自己摆进去。这是衡量有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勇气的试金石。怎么把自己摆进去?关键是领导干部要带头树立问题意识,带着问题把自己摆进去。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实际,联系自己的成长经历特别是领导岗位上的各种表现,多摆自己的问题,多查自己的不足。要深入具体地查摆问题,不能用笼统的抽象问题代替具体的实际问题,不能用领导班子的问题代替个人存在的问题,不能用工作差错问题代替“四风”突出问题,也不能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代替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查摆问题还要剖析根源,源不堵、风不止。要注意从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党性修养、政治纪律方面找根源,问一问自己信仰信念是否坚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是否牢固;问一问自己群众立场稳不稳、群众感情深不深,制定和执行政策能不能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始终做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问一问自己党性原则强不强、先进性纯洁性保持得好不好,是否在各种诱惑面前经受住了考验。这样,才能长久克服“四风”问题,从而更好地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要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要求要贯穿教育实践活动的全过程,但关键是要体现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民主生活会走了调、变了味,对问题触及不到、触及不深,就像鸡毛掸子打屁股不痛不痒,有的甚至把自我批评变成了自我表扬,相互批评变成了相互吹捧。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全党同志都十分关注,必须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动真格、开新风。达到这样的要求,关键是会前做好充分的准备。要广泛而又充分地听取意见,把各方面收集上来的意见原汁原味加以梳理,并反馈给领导班子每个成员,每位同志要认认真真地反思自己,写出对照检查材料。要拿出足够的时间开展谈心活动,既讲自己的问题、又勇于指出对方的问题,要肯定成绩更要讲不足,要谈工作更要谈思想,凡是准备在会上提出的问题,都要在会前谈通谈透、形成共识。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都要以对党、对事业、对同志、对自己高度负责的精神,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敢于动真碰硬、揭短亮丑,防止讲情面、当老好人、搞一团和气。尤其是一把手要以树立标杆、向我看齐的态度检查自己,认真查摆个人和班子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负责任地对班子成员提出批评,有肚量、有胸怀地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班子成员之间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谈问题、提意见要开宗明义、点到要害,防止对上级放“礼炮”、对同级放“哑炮”、对自己放“空炮”。总之,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不能开成评功摆好和总结工作的会,而应当通过积极健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让领导干部灵魂受到触动、思想得到提高,真正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 

  (本文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2013年9月1日在中央党校2013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第二部分)

瞭望:共产党人不能丢掉防身治病的武器

2013年09月29日 08:50:12来源: 新华网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河北参加省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党性,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这个武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以此促进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促进党内生活的严格规范,促进党性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切实提高领导班子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

    习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领导班子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有力武器,什么时候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大胆使用、经常使用,党的组织就愈加坚强、党的战斗力就愈加强大;反之,什么时候把这个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受损失、遭挫折,直至付出惨重的代价。

   《党章》规定:“党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原则问题上进行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没有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是检验党内同志之间的关系是否坦诚融洽的一把标尺,更是促进党的组织健康发展和党员干部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中国古籍《群书治要》中强调为政者要“三惧”:一惧“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二惧“得意而恐骄”,三惧“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今天的党员领导干部,常听听“小木鱼”“婆婆嘴”,才能防微杜渐、防身治病,避免腠理肌肤之痒演变成肠胃骨髓之患。

    “明于观人,暗于观己,此天下之公患也。见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见其睫;举千斤之重者,不能自举其身。”宋代思想家吕祖谦就已经认识到,“暗于观己”是一种公患。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就是帮助党员领导干部“明于观己”,保持清醒。

    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甚至存在矛盾是正常的,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健全的党内生活。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党内生活要交心,党内同志要做诤友、挚友。“以善相成,谓之同德;以恶相济,谓之朋党。”只有坚决反对党内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在党性原则基础上,在常态化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良好风气下掏心见胆、并肩奋斗达成的团结,才是真正的团结。

     毋庸讳言,现在有不少党组织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把武器早已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有的干部信奉“栽花不栽刺,以后好办事”的庸俗哲学,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有的干部“批评上级放礼炮,批评同级放哑炮,自我批评放空炮”;有的干部将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巧言令色,名为“批评”实则溜须;有的干部精心挑选无关痛痒、无碍大雅、不伤脾胃的鸡毛蒜皮来“批评”,根本触及不了灵魂、产生不了震动,应付“闯关”就万事大吉。于是,在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粉饰太平中,作风问题依然故我,干群矛盾越积越深。

    今天,在相当一些部门和地区,因为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把武器存放已久,就更需要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带头示范、带头动真碰硬,以树立标杆、向我看齐的态度检查自己,认真查摆个人和班子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负责任地对班子成员提出批评,有肚量、有胸怀地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各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同志只有抛开面子、敢于自我揭短亮丑,才能打消班子同志和其他党员干部自我批评怕丢面子、批评上级怕穿小鞋、批评同级怕伤和气、批评下级怕丢选票的顾虑。党员、干部有了坚强的党性作支撑,就有了无私无畏的底气和决心,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就容易开展起来。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让批评和自我批评变为党内生活的一种常态,大胆使用、经常使用。如果在党内连批评和自我批评都不敢了,到处吹吹拍拍、阿谀奉承,那就必然导致歪风邪气盛行,“危亡之渐”露头,我们决不能听之任之。现在有的领导干部明哲保身,明明看到了问题却不及时指出,已经发现错误的苗头却不给予批评,有的甚至还包着、护着。这是党性不强、作风不正的表现,必须坚决彻底地纠正。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关键在于提高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只有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敢于同不良现象作斗争,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清除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我们党才能风清气正,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我们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流砥柱。(慎海雄)

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2013.08.16 08:00 
来源: 《求是》 期号: 2013/16

     当前,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全党陆续展开。在部署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借鉴延安整风经验,明确提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强调“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好好下一番功夫”。中央要求,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要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来一次切实有效的大扫除。这必将有利于大大弘扬为民、务实、清廉之风,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证党更好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宏伟目标努力奋斗。

  上世纪40年代初,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延安开展了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集中整治对党和革命事业危害最大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通过近三年整风学习,总结了历史经验,澄清了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等重大是非问题,帮助“患病”的同志抛弃了错误思想和作风,大大增强了全党的团结统一,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准备了高素质的骨干队伍。延安整风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次成功实践,是一个伟大创举。延安整风距今虽然过去了70多年,但其创造的基本经验没有过时,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始终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和特有的政治优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领导全党探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都反复强调继承发扬延安精神,一定要拿起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使我们党保持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成功应对了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各种考验,找到并开辟了一条国强民富、民族振兴的光辉道路,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奇迹。

  应该说,在新形势、新挑战和新考验面前,我们党展示了蓬勃生机与活力,党内政治生活总体上是正常的,党员、干部队伍是好的。但是不能不看到,思想、作风方面问题不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相当突出,已经成为我们党化解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严重障碍,成为更多更好地造就善于治党治国优秀人才、保证党员干部继续健康成长的严重障碍,成为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成功应对新考验新挑战的严重障碍。为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八大精神,很有必要集中一段时间,借鉴延安整风经验,开展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真诚的而不是虚伪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让那些身染“四风”尚不自知、自省、自净的同志来一次警醒,出一身冷汗,通过刮骨疗毒达到祛病强身的目的。

  贯彻执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一定要落实到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上。要真正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按照党章党纪对照检查,不可失之于宽;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解决问题,不可失之于软。在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开展自我批评难,开展相互批评更难,搞形式、走过场的现象经常可见。有的甚至把自我批评变成自我表扬,把相互批评变成相互吹捧。其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固然有不少客观原因,但主观原因是主要的,其中的主要因素就是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放弃党性原则,公心太少,私心太重。必须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帮助那些“为私心所扰、为人情所困、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惑”的同志,明辨是非,放下包袱,对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有一个新认识、新觉醒。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重搞‘左’的一套”吗?绝对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段时期,其所以不时出现“左”的错误,根本原因不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本身,而是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指导思想、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在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指导下,借鉴整风经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集中指向严重脱离群众、危害党和人民事业的“四风”。只要我们把握好方向,坚持实事求是,就不会混淆原则是非,不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批评别人“会丢选票”吗?这种认识不对。在风气不正,特别是领导层存在团团伙伙的地方和单位,在有人借发扬民主之机泄私愤、图报复的情况下,确实出现过不正常现象,使坚持党性原则、敢于批评错误的同志受到不公正对待,优秀干部的得票率反而受到影响。不少干部和群众对这种现象已经十分不满,各级党委正在采取措施避免这种现象,不搞唯票是举。作为共产党员,绝不能为了自己一时多得选票而放弃党性原则,向歪风邪气低头,而应当坚守党性原则,保持一身正气,绝不用牺牲党和人民利益的做法去同歪风邪气做交易、换选票。

  认真自我批评会“丢掉‘面子’、被抓‘辫子’”吗?这是利己主义患得患失的反映。党员、干部的进步,需要组织和同志的外在助力,更需要自身的内在动力。“身正不怕影子斜”。自己胸怀坦荡,行端坐直,不搞邪门歪道,就没有什么辫子可抓,没有什么可怕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共产党员尽心尽力为党和人民工作,也难免会有过失、犯错误,但是只要自己能正视、敢担当,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勇于自我批评,而且下决心改正,主动放下“面子”、割掉“辫子”,就能赢得主动。反之,如果讳疾忌医,对存在的问题遮遮掩掩,即便过了关,问题却不断积累,迟早会大丢面子。

  看到有问题不批评,还帮助掩护,是“爱护同志”吗?这不是爱,而是害。同志之间、党组织对党员、干部,当然要爱护,而且应当爱得很深,护得有力。问题在于爱什么?护什么?我们只能以是否对人民对党有利为根本标准,来判别思想和行为的是非,据此确定应当采取何种方式爱护。明明看到同志身上有病,却不及时提醒和帮助,反而护短,这同医生为病人养痈遗患有什么区别呢?在原则是非面前,抱着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自由主义态度,正是党性不强、不纯的表现,其深层的原因,就在于信奉明哲保身的庸俗人生哲学。

  相互批评“不利于团结”、“影响和谐”吗?这起码是糊涂观念。我们共产党员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关系,是坚守共同理想信念和党性原则的关系。这种同志情谊是建筑在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的基础上的。有了这种关系,当看到某个同志优秀,就会“见贤思齐”,虚心学习;看到谁有了缺点错误,就会真诚帮助他克服和纠正。如果看到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思想和行为,自己不提出批评、不给予帮助,反而置若罔闻、冷漠相待,那绝不是维护党的团结与和谐,而是破坏团结、损害和谐,是用团结和谐的名义掩盖自己对党对人民对同志的不负责任。这样的团结是虚伪的,这样的和谐是脆弱的,结果必然是误己害人。

  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是党员应有的权利,也是应尽的义务。我们不但要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要善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次教育实践活动,怎样按照中央要求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呢?以下几点需要重视。

  坚持正确方向,聚焦清扫“四风”。深入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不能空喊口号,一定要落到实处,真正大兴为民、务实、清廉之风,坚决扫除伤民、害党、祸国的“四风”。这就要以中央“八项规定”为切入点,认真排查问题,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要凝心聚力,集中指向,不可跑题,不能分神。

  坚持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要起到扶正祛邪的作用,必须公道正派;而要公道正派,就必须实事求是。要分清大是大非,明确我们党提倡什么、维护什么,反对什么、纠正什么,对人对事坚持是即是、非即非,不搞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更不能颠倒是非。由于党员、干部的情况不同,存在问题的性质、程度、表现形式也有差异,所以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做到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严格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切忌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更要排除私心杂念,避免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

  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我们开展批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帮助同志祛病强身,增强党内团结,因此批评一定要与人为善。在运用这个武器的时候,务必找准病灶,摸透病因,对症下药,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既要实事求是提出问题,严肃批评,又要恰如其分,分析危害和原因,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需要下苦功夫,学会当受人敬重的良医,绝不可做无能的庸医,更不能做害人的巫医。

  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就事论事,而要立足于帮助同志提高思想政治觉悟,该洗脸的洗脸,该洗澡的洗澡,既要治标疗疾,又要祛病除根。特别是要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事业观上解决问题。凡能虚心自查自纠,不怕良药苦口的,就是好同志。对个别问题多、错误重,自己却讳疾忌医,拒绝组织和同志帮助的人,需下重药,但也要适当用药,该惩治的应给予必要的惩治。这也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教育帮助。

  坚持既勇于自我批评,又勇于开展批评。共产党员的进步,是在发展积极的先进的因素,克服消极的落后的因素过程中实现的。在这里,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是必要的条件,内因和外因互动得越好,矛盾转化就越顺利,效果越大。我们既要强调开展批评,更要重在自我批评。只作自我批评,不敢批评别人,不行;只会批评别人,不严格自我批评,也不行。这两种情况,都无助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都对党和人民不利,对自己也没有好处。

  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需要批评和自我批评,能够运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凝聚和升华了工人阶级的优良特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因而,对自身出现的问题和错误,敢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党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事物的矛盾运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在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中正确认识自己,通过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努力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不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对于共产党员来说,这个过程,就是检验和锤炼党性、坚定政治立场,学习和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过程。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我们这样锻炼得越好,成长就会越快;这样做的同志越多,党内政治生活就会越健康,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越强,就能够有效地扫除“四风”,更有把握应对新考验、夺取新胜利。

  (作者: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全国党建研究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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